思谛:在中国为同志们工作的洋帅哥


  Stephen,美国人,现任北京同志中心的负责人。在众人的眼里,这位美国青年给中国的同志事业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思路,但在他看来,不管外国人给中国同志事业带来怎样新的想法,中国同志事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去发展和抉择。

  采访Stephen的时间安排在某个工作日的早上九点,他定的时间,上午接受采访,下午有一个会要开,这是他生活的常态。他说他没有时间和男朋友散步,也没有时间和同事吃饭聚餐。早上九点,我准时站在中心门口。刚敲门,门那边就传来:“嗨,小径!”声音清脆响亮,中文标准。

  采访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开始,他还没吃早饭,端着一杯咖啡和两个卡通造型的馒头坐在我面前。迎着阳光,他的眼睛闪烁着光彩,像是会笑,头发有段时间没剪了,蓬松又慵懒。他气色不大好,整个人似乎有点憔悴。他的背后便是同志中心。中心面积不大,却很专业: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Tip,五颜六色,字体各异;墙边是书架,摆满了与同志有关的书籍;大门边还设置了一个接待处。中心收拾得很整洁,阳光透过落地窗直泻而入,整间屋子都显得亮堂的很。

我一共交往了好像12个女朋友

  Stephen出生于美国加州,六岁时搬到俄亥俄州,十六岁时又搬到弗吉尼亚州,但大部分的时间里,他还是生活在俄亥俄州。Stephen拥有一个天主教家庭,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哥哥从父入伍,是一名海军。妹妹比他小六岁。
Stephen早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了一些感觉,虽然那时候没有明确的观念与意识,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有些与众不同。“那时,我会对男性朋友产生一些好感,那个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当时的他,会和同样年纪的男生一同看AV,“其实那个时候,我更多地不是看AV,而是看我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Stephen开始感觉自己对男生有天生的好奇与好感。

  从小学到高中,Stephen始终都有女朋友,中途换过很多次。“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压力比较大,大家都在谈女朋友,于是自己也去谈了。所以我当时可能一共交往了12个女朋友(哈哈哈)”,谈到此处时,Stephen大笑,笑中还有不少青春的羞涩。Stephen从小学到高中一共谈了12个女朋友,但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之前的都不是那么serious,只是到了高中,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谈了一个比较serious的。这位姑娘是他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可以谈私事,他说这姑娘是他的知音,他真的很爱她,因为她和别的女生很不一样。

  Stephen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俄亥俄州度过的。那时的俄州还是个相对较小,文化较为落后和封闭的地方,不是很多元,无论是从性向,还是从种族或者是经济方面都不那么开放。所以在Stephen的眼里,这些外界环境的不足,导致了在他成长的周围,任何与众不同的群体都会感觉到压抑。在他的童年里,周围的人们包括自己都把同性恋看作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那时当地的教堂和居民间有很多合作,牧师和其他神学者常以宗教思想去批判或者否定同性恋的存在。这给童年的他增加了很多心灵上的压力。“教堂的人就明确地说不允许,但其实他们那边的看法是,不是说同性恋是对还是错的,而是说同性恋者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也不可以有任何的relationship。”

我们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出柜的事儿是个很纠结的事儿

  Stephen很主动地和我聊到他出柜的事儿,“我们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出柜的事儿是个很纠结的事儿!”。

  Stephen认识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从十二三岁意识到自己那些不同寻常的感觉到十七八岁期间,他和大多数同性恋孩童一样,经历了对于性与自我的懵懂、认知、纠结和理解。“因为我当时是有女朋友的嘛,我真的很喜欢她,我们之间也有过一些关系(哈哈哈),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感觉会比较纠结”。在说这段话时,Stephen显露出他中文的弱点,话语脱节,连接词混用,还有因为词汇量不够而导致单个词汇不断重复出现,比如“纠结”。我们边聊边笑。他的笑纹间掺夹着害羞的表情,表情后,有一个真实的童年里的Stephen,站在性向和喜爱的女生间,心里不断流露出朦朦胧胧的少年的害羞、纠结和苦恼。
认识自我的过程本就是痛苦的,更何况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向与众不同。

  Stephen在自己十五六岁时,告诉自己的哥哥,自己可能是个双性恋,哥哥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应该略微去改变。”后来哥哥将这事告诉了父亲。Stephen开玩笑跟我说:“我的出柜过程是一个被动出柜的过程。”当父亲从哥哥那儿得知自己可能是双性恋后,经常有意拿Stephen逗趣,例如若无其事地向Stephen询问:“Angela(Stephen的女朋友)最近怎么样啦?”一次Stephen生气了,愤怒地说:“我不要,因为我没兴趣!”母亲在一旁开玩笑:“是对Angela没兴趣,还是对女的没兴趣?”起初,父母对Stephen的性向问题一直保持这样逗趣并且不严肃的态度,但自从Stephen将自己的男友带回家的那次起,他们的态度才开始变得强硬。“他们反对我和男友交往。他们会请我们俩吃饭,吃饭时对我说:‘同性恋是《圣经》不允许的,你会因此患上艾滋病,同志生活非常混乱……’”。除此之外,父母还曾把Stephen送到一个心理医生那儿,试图“医治”好他性取向。医生是教堂推荐的,同样也是天主教徒。那年Stephen十八岁,在读高中的最后一年,那时他每周都会和医生见一次面,谈论这些问题。

  在Stephen看来,这名医生做出了许多奇怪的判断。比如说Stephen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身边,缺少父爱,这导致了他有依恋同性的倾向;还说Stephen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男性朋友一起看AV,这是被动的,是别人对他的性骚扰,从而导致他的性向产生改变。对于这样的判断,十年后的今天,Stephen说:“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很滑稽,不可能是他说的那样。”他还跟我开起玩笑说,实际上他很欢迎这个(和别人一起看AV)。

  父母求医失败,但Stephen自己也很懵懂,他也无法解答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刚刚迈入青年的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高中毕业后,Stephen进入了当地的一所大学学习,大学生活刚开始的一两年间,他和家人没有就这个问题再做过任何讨论。直到二十岁,当他的姑姑决定和自己同性恋人结婚时,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Stephen有一个同性恋的姑姑,她不仅出柜,而且还和她的同性恋人在麻省同居近28年。Stephen从小就认识这个所谓的aunt Susan(他姑姑的同性恋人),虽然她不是Stephen亲aunt,但他一直称她aunt Susan。早在十五岁时, Stephen问父母,为什么aunt Susan和aunt只有一张床?母亲立即说,波士顿(物价)很贵,他们在省钱。“其实父母心里一直明白,她们是女同性恋,只是父母不能面对这个问题”,他认为,不断地逃避是天主教的一个特点。之后,姑姑向家人宣布将举行与自己同性恋人的婚礼,同性恋的问题又一次的进入Stephen一家的生活中。一次,Stephen放假回家,看见母亲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同性恋亲友会的手册,“他们好像开始对同性恋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Stephen大三的时候,父亲向他正式地表示歉意:“抱歉,那个时候,我挺担心你的。现在我还是很怕这个圈子,很乱,所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gay吧?”我不大明白他父亲的意思。Stephen解释道,其实父亲是在担心他,觉得他如果一个人去,甚至和朋友去都会很有危险。所以父亲希望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去,好保护他。

  Stephen说到此处,放慢了语速,音量也降低了。他很欣慰自己父亲能有这样的转变,从父亲说同性恋会感染艾滋病,而且不道德,直到他说愿意带自己一起去gay吧,Stephen说,这是很幸福的事。他感叹,教育和知识的提供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如今,Stephen的父母已经认识了他现任男友的父母,在他看来,同性恋人双方的父母能面地面地坐下来,这真的很难得。



交男友给我一种归属感

  Stephen是个乐观的人,在整个谈及他出柜的谈话里,总是笑声不断。我有意问他,你觉得这个过程痛苦吗,难过吗?他很坦诚,说难过。其实自从十八岁家人知道他的性取向不同时,口头上的争斗就在他和家人之间不断发生,最让人难过的是,通常这些都不是由“同性恋”引起的,往往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可家人偏偏又把同性恋的问题扯进来。性向的不同成为了家人在日常口角中制衡自己的借口,这对一个心灵原本就有创伤的人来说,无非会使他更加难受,更加感到孤独。

  “这很让人难过,但是后来我上了大学,就离开了家,所以有段时间,我完全没有谈这个,大家都在回避”。

  Stephen在大学时有过一个男朋友,也因此发生过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刚上大学不久的Stephen有了自己的男友,“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男朋友的事还没有过两个星期,就让当地的牧师知道了。我都没有去过当地的教堂,所以根本不知道牧师是谁。”后来,牧师给Stephen打电话,“我听闻你有男朋友了?你需要来教堂接受我的教诲啊!”,“我就告诉他:‘交男友给我一种归属感,可以谈心事,挺好的’。”牧师却说,“吸毒的人也会有归属感”。 Stephen无法接受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牧师会向他打这样的比喻,他难以理解。他说,在那一年,他过得很难,因为他真的需要一种归属。

  当Stephen说道这些曾经让自己难过的经历时,一直乐呵呵的他,也显得略微忧伤,但更多的是无奈。“过得如此难受,而你又是一个天主教徒,有试图改变过自己吗?”我问他。他的眼睛逆着阳光,眼神忽闪,让人仿佛瞥见了他的过去。“有的,其实有段时间我想改变自己,就是在我十八岁跟心理医生还有当地的牧师交流时,我很想改变自己”。Stephen尝试改变过自己,但是失败了,他清楚自己的性取向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需要一个承认他的人或者群体,这个人或群体能够给他带来存在感和对自我的认同,并能够抵挡环境给他施加的压力。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陪伴着他。

工作非常认真,常常累到“面瘫”

  Stephen成为同志中心负责人的过程,简单的让我有点吃惊。他说他并没有要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他没有计划,只是随波逐流。

  Stephen在大学里主修东亚文化,在那里他学会了中文。2009年,Stephen毕业后来到中国。先是在一家美国NGO的中国支部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后来中国同志活动家范坡坡邀请他参加同志中心的英语角活动,教中国同志英文。快要离开中国时,中心的负责人打电话给他,希望他留下来负责同志中心。就这样,Stephen便留了下来。



  起先,他对于中心的工作并不是很担心,但是越干越发现,中心的工作量很大,而且周围的中国同事都认为他能够给中心带来新的思路和新的发展,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和别人的期待,Stephen倍感压力。

  同志中心目前已有全职工作人员三名,核心志愿者若干以及其他普通志愿者。在Stephen刚刚加入中心的时候,全职工作人员包括他有两名、兼职一名,中心活动规模很小,活动力微弱。在Stephen负责同志中心工作以来,中心的资金支持有了可靠的来源,全职工作人员数量增加,志愿者团队不断扩充。同志中心的工作也从室内走向了室外,他认为中心的活动应当更多地向户外发展,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同性恋群体认识到中国LGBT事业的发展和LGBT人群的生活状况,从而消除大家的歧视。

  翻看同志中心的网页,可以发现中心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日常的读书会、电影放映会等等,中心还经常邀请一些学术专家或者外国同志运动家前来讲课。负责这样一个活动丰富,运行正常的同志机构,Stephen的所肩负的担子自然不轻。

  “我遇到的困难是,时间不够用,工作做不完,因为全职的太少了。我真的希望每天都能有三十多个小时,其中十七八个小时用来工作,另外十多个小时用来休息”。

  Stephen目前和自己的英国男友Chris住在北京东直门,离单位不远。男友原先在北京教英文,现在改行做IT。Stephen的收入来自同志中心,中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外界资助,这是中国大部分同性恋公益机构的特征。Stephen并不觉得在北京的生活艰难,只是抱怨自己平时太忙。他平常没有时间泡吧,也没有时间和男友一同出去游玩,他生活的基本组成只有工作、吃饭、做爱和睡觉。

  一位同志中心的核心志愿者这样对我说:由于中心缺人,Stephen一直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经常为了资金支持等事务跑东跑西的,平日里下班后他还无偿加班,有时周六周日也照来不误。他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工作非常认真,经常会忙到“面瘫”。有时你给他讲个笑话,他的反应可能只是嘴角一翘,像是假笑,但是你又能看见他眼里面的的确确有笑意,那就是因为他太累了,连做个表情都会消耗体力。所以如果你平常发现他不笑了,就证明他已经很累了。

  有人评价他说,他不像是美国人,没有美国人的奔放不羁,他更像一个中国人,谦虚和蔼,非常平易近人。对此,他欣然接受。Stephen个性很静,平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问题,他认为这是他的个性,与他是哪国人没有关系。但他又承认在他工作的时候,中国同事都有点怕我,因为他总是很严肃,一点都不和蔼。而且他平常都很少跟同事们出去玩,因为大部时间都会被用来工作。

  当谈到“其实做事的时候严肃一点是正常的”的时候。他摇摇头,立即接上:“不不不,还是应该快乐一些,要在严肃与快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如果满分十分,我给自己打七分

  采访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问Stephen,对于这几年间你在中心的工作,如果满分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他先是笑笑,“我九月份才走,应该到那个时候再评”,接着又认真了起来,一边思考一边轻声自语,“但如果现在就要打分的话,我打七分吧(哈哈)”。
  “怎么会只有七分,另外三分扣哪儿了”,我笑着问,故意逗他。
  “啊,其实我还有很多工作都没来得及做,还有很多想法都没有实现。所以我现在正在不断将自己的团队培养起来,寻找新的接班人,能够担负起这些工作。当然也希望点杂志能够为我推荐一些可以胜任的人,哈哈”
  “那现在接班人找到了吗?”我穷追不舍。

  Stephen有点害羞,脸红了起来。“Uhm,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适合的这份工作的人,只有在他担任了这个职位,不断地努力和历练之后,才可以说胜任这份工作。我相信我的同事们。”Stephen对自己的团队和同事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他承认在和中国同事共事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比如做事风格不同,但是他不断地强调,中国同事们都很努力地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让他对自己的同事说一句话,他想了想说:“你们都很用功,很努力,与之前相比,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尽管这些年为同志中心付出了许多,但Stephen对自己的工作仍抱遗憾。他希望中心的活动能更多地走到户外,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更希望中心所关注的对象能够更加多元,比如更多地关注跨性别者、双性恋、同妻等等。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参加进来。他知道这些是他在临走的数月里难以完成的,他心怀遗憾,但依旧乐观地保持微笑。

  截稿前,我给他的报道写下最后一句:其实在这个外国青年眼中,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并非了不起,而仅仅是应该并且值得的。


本文由《点》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