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婚姻的幸福指南(二)

为了更完美的婚姻

  不过,当代的婚姻制度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的,现在的婚姻制度比过去更灵活,更宽容。许多妇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男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要为养家而四处奔波,因而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照看和陪伴孩子。同时,女人们也不再为需要全权负责孩子和家务而苦恼,而是有了更多时间来构想除了做家庭主妇外的另一种生活模式。

  然而,就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Bianchi所说,对于许多夫妻而言,现代的平均主义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即使丈夫们比过去多分担了些家务活,太太们也依旧是做家务的主力军。对于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在夫妻双方都要全日工作的情况下,妻子每周要做32小时的家务,包括看孩子,买东西和一些其它的家庭琐事,丈夫每周在这类事务上投入的时间是21小时。男人每周工作45小时,休息31个小时;女人每周工作39小时,休息时间却只有25个小时。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Betsey Stevenson和公共政策学教授Justin Wolfers都表示,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并没能提升女性的幸福感。这可能是由于传统婚姻中挥之不去的不公平的家庭分工。对于女性而言,家务事非常繁琐,所以她们只有不出去工作——或者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却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和丈夫分配家务。

  双职工家庭里的爸爸们也不容易,和妻子相比,丈夫受到更多工作和家庭造成的冲突所带(据2008年美国家庭与工作研究所的调查,在这样的家庭中60%的男性有这样的压力,而女性的比例是47%)。此外,男性还面临着那套陈旧的道德观念施加而来的不公平的期望。皮尤研究中心在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7%的美国人依旧认为男方在婚前做好养家的准备是“很重要的”,而仅33%的人认为女性也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

  这样的负担,一经男性所要面临的经济现状催化,无疑就造成了最近结婚率的下降。由于现在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制造业和工业,因此,一份高中文凭已经没法为男性博得一份多薪且稳定的工作来养家。传统的假设认为男人们应该要有些拿的出手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钱,而这种传统假设现在也不管用了。这样看来,今后工薪阶层的妈妈们会越来越排斥婚姻,倒不是说她们能自己养孩子,只是不想要个吃软饭的丈夫罢了。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为了弄清到底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将同性恋人与异性恋人进行对比,并由此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

  人们也不是不想结婚,正如很多未婚人士所言,他们依旧渴望婚姻,但婚姻却那么遥不可及。婚姻已经不再是年轻人单凭一腔热血就能搞定的了,家庭的繁荣也不再是夫妻共同奋斗的目标。而如今,婚姻,已经被打上了“声望”的标记,就像社会学家Andrew Cherlin说的——(婚姻)已经成了人生的顶点,而不再是人生的基石。很多恋人都说彼此还没准备好结婚,说自己还有后顾之忧。其实,并不是他们没准备好,而是婚姻还没适应21世纪的生活——对于那些家庭不是很富裕,也没有高学历的人来说,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性别观念的转变都在摧毁旧的制度, 这些变化太快,以至于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去构建一个新的替代制度。


Rob Hardies在带着儿子去公园时,不知道那些异性恋的母亲们是否注意到了他,是否会跟她们的丈夫说这有个男人带着孩子去公园。

  我们正试图通过树立更多的典型来搞清楚,到底同性婚姻能给我们提供些什么借鉴。威廉姆斯研究所的Gary Gates称之为“重要的反事实思维” 。虽然同性伴侣们也不能解决好婚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但异性恋夫妻可以效仿他们过日子的一些技巧,其中最重要的是:回归到用绘图板的方式来清晰明了地划分彼此在婚姻生活中的责任。越来越多学术报告也表明,在家庭分工方面,同性伴侣们做得更好。

  这项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项目的发起人是远见卓识的社会学家Pepper Schwartz,她现在正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Schwartz说,当前社会文化剧变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在此背景下,性别因素成了“我们考虑的全部”。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在竭力寻找男女的真实定义:哪些定义是基于生理上的,哪些是基于社会性质的,还有哪些是潜在的转变因素。她说:“我才意识到,(社会)自然发生的改变”应该能够解释这些问题。她所谓的这个改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异性恋者未婚同居率的升高,以及同性伴侣的数量的与日俱增。她准备将这三种关系(已婚夫妻关系、异性恋同居关系、和同性恋同居关系)进行调查,得到的结果中如果有相似性,就能说明男女性别差异的问题;如果没有,那这个调查则是解释了婚姻的某些问题。

  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之后,Schwartz 就和一个男同性恋同事Philip Blumstein合作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的工作量很大,不仅因为它定位在旧金山,纽约和西雅图这三个大都市,还因为未婚同居的恋人并不好找,同性恋者也都在逃避出柜的话题。当她问到一个女同性恋者,是否能帮忙采访她所在的女同性恋组织(这里的lesbian bridge group就是指提供相互介绍、支持的女同性恋组织)里其他人的恋爱关系时,这名女士却说“我们都不谈论自己(的恋爱关系)”。在这个调查过程中,Schwartz和Philip Blumstein共收回了12000份调查问卷,进行了上百次采访,还有20多个研究生帮忙做了数据分析。这项耗时十年的研究调查的结晶——《美国家庭:金钱,工作,性》——给社会学带来了巨大的突破。

  他们还发现,在婚姻关系中,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性恋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异性恋夫妻间的更平等。参与调查的女同性恋伴侣们在“平等”上尤为煞费苦心——她们把钱都放在一起再平均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Schwartz说:“要是我,早就抓狂了。”许多未婚同居的异性恋者也会明算账,但女同性恋伴侣们,把这种公平分配演绎到了极致,就像俗话说的“钉是钉铆是铆”。 男同性恋者也比异性恋男性更喜欢和爱人一起烹饪和做家务。当那些已婚的异性恋男士被问及是否曾帮助自己的妻子做家务的时候,回答大多是“没有”,面对这个情况,Schwartz 表示“这样的回答也太气人了”。

  不过也存在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在所有的伴侣中都有这样的状况:收入更高的一方往往更有权威和也更有决定权。这样的情况在男同性恋伴侣中最为常见,在异性恋夫妻之间比较常见,在女同性恋伴侣之间最少见。Schwartz 和Blumstein发现,把两个男人放在一起,似乎就会强化彼此对“钱”的意识。研究者们并不希望草率得出结论,这种倾向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到底是男人天生迷恋权力,还是社会文化使他们有了这样根深蒂固的想法),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发现表明,钱也是男人之间斗争的砝码,而不是仅限于丈夫跟妻子之间。女同性恋伴侣之间的斗争内容则不同,比如和孩子的互动方面,就可以作为一种“较量”的方式。

  女同性恋伴侣间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也让她们亲密到了一种其他伴侣都无法达到的程度。Schwartz怀疑这可能会导致另一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女同性恋伴侣间的性生活会逐渐消失——她把这个现象称作“女同性恋之间的床第之死(lesbian bed death)”(这个理论被放在了Schwartz维基百科的词条页面上,她本人却很气愤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通过别的发现而成名的”)她断言说女同性恋伴侣之间已经亲密到不需要性生活来调味了;相比之下,传统婚姻中的女性则需要更多,因为她们的丈夫并不那么健谈,所以在她们看来“性生活是增进感情的良方”。对于男人而言,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都把性生活看作是三明治:管它味道好坏,一律照单全收。

经验一:先商量好谁倒垃圾谁扫厕所

  许多其他的研究已经进一步证实了Schwartz和Blumstein的研究成果,认为同性伴侣间的关系更平等。佛蒙特州在2000年成为美国第一个批准同性民事结合合法化的州。Esther Rothblum现在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工作,在2000那会,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的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以深入的了解同性恋者们责任的分配方式。Rothblum已经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一直以来,她都很关心女同性恋者的恋爱关系和心理健康,此外,她也很想知道法律的认可到底会对同性婚姻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全美的同性恋者都涌向佛尔蒙特来申请“民事伴侣关系”的时候,Rothblum和她的两名同事从公共记录上得到了那些前来办理业务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并邀请他们来完成一份调查问卷。然后,他们还邀请那些已经申请该关系的合法同性伴侣叫上他们身边并未申请的同性恋伴侣一起来参与这项研究调查,研究人员还邀请了一些已婚的异性恋者参与其中。这种方法把研究对象的一些要素(如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都放在了一个可控的环境之下。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打分,分值从1到9,以评价自己和伴侣谁更爱做洗碗,修缮房屋和购买杂货这类家务;谁更多的和房东打交道,惩罚孩子,喊人修水管,开车带孩子去赴约,给家人以拥抱和赞扬;在发生争吵的时候,哪一方更容易妥协。

  他们发现,即使是在新世纪,已婚的异性恋夫妻还是在按照过去的性别界限来进行家务的分工。和女同性恋者相比,异性恋女性更多的认为自己的丈夫应该还房贷、付房租水电、买食物、买家电,甚至还要负责给妻子买衣服。她们也更多的谈到自己负责做饭,打扫卫生,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间也往往是她们的事,此外,在两人关系出现问题时,往往是妻子主动通过示好,或要求好好谈谈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关系维护”。

  Rothblum和她的同事们又对男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婚姻中的丈夫们进行了调查,结果竟有些相似之处。异性恋男性表示自己大多是负责推草坪,倒垃圾和修缮房屋这样的家务,还管家里的吃喝用度,出门的时候还要当司机。他们也会做些早饭,但不做晚饭。相比之下,同性恋伴侣们在家务分工上则更平等均匀。不过他们也并不是完全对半分摊家务,就算是一个人一直做同一样家务,也不是因为基于性别的默认分配,而是依照个人的偏好和天分。

  Rothblum的发现也在我的这次采访中得到了证实。Seth Thayer 和他的丈夫Greg Tinder一起在缅因州沿岸的小镇生活。Seth Thayer说“我更擅长烹饪,所以一般负责做饭”,Greg Tinder则更擅长一些“手艺活”。其他人在讨论不平衡的情侣关系所带来的危害。缅因州的Chris Kast和Byron Bartlett是一对新婚夫夫。Chris Kast告诉我,他俩都曾和女人结过婚。在Bartlett的第一段婚姻中,他似乎总是倒垃圾的那一位,而现在两人则是按照各自的偏好来分摊家务活。Kast 说“我就像是Felix Ungar(注:1998年一部美剧《The Odd Couple(译名:天生冤家)中的角色》)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哪里脏了——然后我们再一起打扫。” “我们是指我和Chris。” Bartlett在旁边补充说。Isabelle Dikland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商业顾问,她的妻子Amy Clement是一名教师,她们刚生了第二个女儿。Isabelle Dikland给我讲了她们在一次满是传统家长的晚宴上遇到的事情:她和Clement在宴会上和一个异性恋婚姻中的母亲大谈有两个孩子的好处,但对方却不以为然,她说“如果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那谁来照顾家?我就必须要放弃我的工作;况且我现在都已经包办所有家务了。”这位女士在说话时瞟了丈夫一眼,然后这个话题就“戛然而止了”。(未完,待续)

(原文刊载于Atlantic网站,爱白志愿者杨芸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