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名同性恋家长,我必须逃离俄罗斯

作者Masha Gessen,卫报。

  我第一次听说立法禁止“同性恋宣传”时只觉得这很荒诞滑稽。我想我最后一次听到人们正经使用这个词时我还是个孩子,而那时,我的女朋友还没有出生。无论他们在Ryazan和Kostroma实施禁止“同性恋宣传”的法案时意图是什么,那和现实,和我,以及和今天的情况都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快两年以前的事了。

  一位朋友在Facebook上给我的留言使我清醒。这位朋友说:“我很担心这对你和其他有家庭的LGBT人群的影响。”这足以使我开始想象。无论他们对“同性恋宣传”的界定是什么,我都很可能做了。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并即将有第三个(我女朋友怀孕了)。这意味着我很可能在未成年人面前进行了“同性恋宣传”。而这相应地意味着这法律适用于我。首先我将被定为“行政违法”并被罚款;而后,不可避免地,社会服务机构将会进行干预。

  这足使我开始阅读这一已在十个市镇通过并将在全国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通过的法律。这是我的解读:“同性恋宣传”是指“有意图且不节制地散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包括形成对于传统和非传统婚姻关系的社会平等性的错误观念”。

  俄罗斯有很多糟糕的违宪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一条不同。和其他的现代法律一样,它言辞模糊,容易滋生腐败,造成曲解(对于“同性恋宣传”的罚款数目是很巨大的),并使选择性执行成为不可避免的。它也做了其他俄罗斯法律没有做过的事:将LGBT群体规定为二等公民。想一想:这让呼吁社会公平成了违法犯罪。

  圣彼得堡在2012年3月通过了该法律。我不再认为这很滑稽。事实上,在看到关于该法案在联邦级别提请通过的新闻时,我非常紧张。我女朋友最近生了一个孩子,这意味着我们要卖了小汽车,换一辆大点的能容纳三个孩子和一辆婴儿车的车辆。我问她:“我们是买车还是离开俄罗斯?”我们决定买车。我们是战士,不是逃兵。

  于是我发动了粉三角运动。我上了TVRain,独立网络和卫星电视,制作了一段短片来展示我的家人,并陈述该法律如何让“讲述我们这个家庭和其他家庭平等”成为一种犯罪。我解释了粉三角的历史,呼吁不希望法西斯主义在俄罗斯抬头的人们带上粉三角。

  尽管我已经公开出柜,我从未做过我现在做的事情——谈起我的家庭,并希望人们首先把我看为拉拉而非记者。事情看起来进展很棒。人们写信给我,在街上和我会面。我印制了6000份粉三角,几周内便分发了大半。

  公共院作为Kremlin建立的议会权利外的机构,组织了一次关于该法律的听证会。我像一些我敬仰的人权活动家那样提供证言。主席宣读了一份决议草案。我也私下从在场高官那里得到保证,该法律不会被送到议会讨论。

  那是一年前。公共院的决议从未实现。2013年一月,杜马在一审时通过了该法律。在那一天到议会大楼抗议的人们遭遇到暴力袭击。此前在俄罗斯发生过反同性恋暴力事件,特别是当同性恋活动家想要在莫斯科进行神圣同性恋骄傲庆典时,但是从不像这样:在警察在场的朗朗乾坤下悍然实施野蛮暴行——最后是抗议者被拘留,而不是袭击者。

  我的一位挚友那天在杜马参加了抗议。第二天,教生物课程的他被市内数一数二的学校辞退。他最终在公开抗议后得以复职——可以说他是市内最好的老师,有他自己的播客,电视和播音系列节目。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是同性恋而非异性恋,他永远不会再在这个城市教书。与此同时,莫斯科法院禁止接下来一百年都不能举行同性恋骄傲庆典。

  三月份,成为这一法律代言人的圣彼得堡立法者开始在他的访谈中提到我和我“堕落的家庭”。我联系了一位收养律师,询问我是否应该担心社会服务机构会找到我的家,试图带走我2000年领养的大儿子。律师回信建议我教导儿子看到陌生人靠近便逃跑,并总结说:“你们需要离开俄罗斯。”

  六月,“同性恋宣传”法案成为了联邦法律。杜马通过了禁止同性配偶和居住在同性恋结婚合法化国家的单身人员领养孩子。议会家庭委员会主席呼吁建立机制,使孩子们离开同性恋家庭。

  同一个月发生了两件事:我第一次在议会前受到暴力袭击,意识到在我所有的社交圈内,包括职业圈,我不再首先被看做是记者,我是带着粉三角的人。

  我们正在搬家去纽约。我们有必要的钱和文件,对我们而言这一过程简单一些。但俄罗斯成千上万其他LGBT家庭和个人呢?